前沿热点：《熟年》：透视中国式家庭的艰辛与美好

作者：田　广

根据伊北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刘新导演，郝蕾、王鸥、唐艺昕、宋丹丹、刘奕君、张国强等主演的39集电视连续剧《熟年》近期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爱奇艺平台播出，产生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熟年”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不常用的词语，其本义为丰收之年；而在日本，“熟年”指的是年龄在45岁至64岁之间的族群。依笔者理解，《熟年》剧名应该是兼具了上述两层含义，并且有所扩展，几乎涵盖了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整个成年人群，展现了他们的困惑和烦恼，成长和收获。同时，相较于“成年”或“中年”等常规表达方式，“熟年”给人带来一种新鲜感和陌生化效果，更能激发观众的探究欲，因此这一命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

(资料图)

《熟年》是一部当代家庭剧，同时也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该剧透过倪家三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困境，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成年人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诸如情感问题、婚姻问题、亲情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职场问题等等。从更深层次来看，它反映的是当代语境下人与自身及他人的相处问题、个人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统观全剧，几乎每个人物都身处困境、挑战和选择之中。倪老太太早年丧夫，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女抚养成人，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赡养问题如何解决？张春梅是一本畅销杂志的副主编，丈夫是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原本拥有外人眼中光鲜亮丽的美好人生，可是随着杂志出版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丈夫倪伟强又突然向她提出离婚，她的工作和生活一地鸡毛；吴二琥和倪伟民处于城市底层，跟儿子儿媳挤在一套小小的两居室里，为了帮儿子买房，夫妻俩退休了还要去打工赚钱；倪伟贞属于那种独立自强的新女性，她不想何志超因为照顾怀孕的自己而耽误前程，于是不惜以离婚相威胁来促其出国留学；刘红艳从小地方嫁到大都市，为了在城市中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而辛苦打拼，但丈夫倪俊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妈宝男”，婆媳关系令她心力交瘁，夫妻感情也出现裂痕……

这部剧全方位地展现了当代中国成年人和家庭的现实境遇，而中年危机则是该剧着力表现的重点。张春梅和倪伟强是一对令周围人羡慕的完美夫妻，两个人都有体面的工作、优裕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在步入中年后，他们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他们离婚的原因很复杂，审美疲劳、交流不畅、对平淡日常的厌倦、对对方控制的挣脱、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憧憬、自身的心理问题、为对方的幸福着想……值得注意的是，《熟年》在描写他们的婚姻危机时，并没有采用婚恋剧中常见的移情别恋模式，而是将视角伸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揭示出“21世纪人类主要杀手”抑郁症对个体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生活造成的巨大伤害。在倪伟强与抑郁症艰难搏斗的过程中，一些或显性或隐性的问题得以逐步呈现，这无疑增强了该剧反映社会人生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在亲人从误会、埋怨、愤恨到理解、同情、自责，并且全力以赴帮助倪伟强战胜病魔，挽救其生命和婚姻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体会到中国式家庭的困境与艰辛，另一方面也能够感受到中国式家庭的温情与美好。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家庭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如何传承弘扬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这既是《熟年》的主旨所在，同时也是该剧引人深思之处。

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塑造出了一组具有典型性的女性群像，是《熟年》比较突出的一个艺术特色。母亲和妻子在现代中国家庭中往往居于中心和枢纽地位，中国式家庭的艰辛与美好，在母亲和妻子身上也就有着更加充分的体现。剧中的几位主要女性角色，虽然性格各异，类型有别，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情形：她们既要像男人一样努力工作，又要比男人更多地操持家务，既要操心孩子的学习、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又要督促丈夫事业有成、赚钱养家并且严防死守以免其感情出轨，还要为处理好天下最难的婆媳关系而劳心费神。而最让她们崩溃的是，自己为家庭倾尽所有，到头来却落不下一个好，孩子、丈夫、老人一个个仿佛都成了自己的仇人，于是她们便陷入悲怨和怀疑的情绪之中不能自拔。当代中国女性普遍存在的“控制欲”和焦虑感，在这些女性角色身上得到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在剧中，女性自身和她们的家人都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积极的心理调适，最终相互达成“和解”，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文艺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女强男弱”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其中所隐藏的中国当代家庭和社会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熟年》采取了以写实为主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也会营造一些悬念和戏剧化效果，但总体来说是偏于平实的：平凡的人物、平常的生活、平淡的剧情、平和的情绪、平缓的节奏，即使是那些情节起伏较大的段落，在观众心目中也显得波澜不惊，极少有那种令人血脉偾张的高潮时刻。这当然不一定就是缺点，因为这样的风格与该剧所要表现的内容和主题是比较契合的。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创作者能在保持现有风格的基础上，对主要人物花费更多笔墨，对其细微的情感脉络和曲折的心路历程加以立体化的描摹刻画，那么不但人物形象会更加丰满，而且也会大大增强全剧的感染力，从而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该剧在艺术表现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喜剧元素的运用。为了提升这部写实化色彩较为浓重的剧集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创作者有意识地加入了一些喜剧性人物和喜剧性情节，不仅使得整部剧不至于太过沉闷，也对塑造更加立体的人物性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吴二琥和倪伟民夫妻身上，这一点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的幽默诙谐、自我解嘲、互相调侃，甚至真情告白时都不忘搞笑，使他们成为全剧最大的欢乐之源。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与宋丹丹和张国强两位“老戏骨”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和松弛演绎有直接的关系。能够将底层小人物身上所特有的喜感和悲情完美地融为一体，足见两位演员深厚的生活积淀和精湛的艺术功力。

精彩之笔必须点赞，不足之处也毋需讳言。该剧的某些人物设置和情节线设计在笔者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何志超及其小姨、母亲和欣然老师等人物以及这一条线的添加，就有些牵强，或者说与全剧的主旨有点脱节。在小说原著中，倪伟贞与中年导演杜正阳同居怀孕，杜因事故意外身亡，倪伟贞将杜孤寡年迈的母亲接来与自己同住，准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其间不乏一些感人场景，也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剧中的养老这一主题。改编之后的这条线，由于人物和情节设置不够合理，再加上演员的表演不太给力，使得这条线在整部剧中显得比较拉垮，本欲增强喜剧性，结果反而平添了许多尴尬，成为该剧被观众吐槽最多的“重灾区”。

在以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为主旨的影视剧中，如何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处理好写实与写意、叙事与抒情、正剧与喜剧、问题与人物等之间的关系，让观众通过富有真实感又不乏戏剧性的精彩故事，走进剧中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情感的沉浸和间离中，观照社会现实，体悟人生意义，从而达到创作的初衷，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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