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5 18:17:55 来源 :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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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保存古代书籍最多的国家,从“轴心时代”先哲的精妙言论到后世蔚为壮观的四部撰述,其知识及信息含量如汪洋大海,瓢舀不尽。这份文化遗产可资文明因革损益,是先人给予的重要馈赠。
老师王运熙先生在文章和访谈中曾几次吐露,自己服膺《礼记·中庸》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直把它当作治学的座右铭。这句话是《中庸》对学者修身成德提出的功夫要求,广博、审慎、慎重、明确、诚笃五词,放于学、问、思、辨、行之前,既提升了修习的难度,此句之后,又用五个“弗错”(不放弃),进一步提出:学习了没能通晓、提问后没能明白、思考了没有答案、辨别了不够明晰,行动了不够踏实,都不能就此放弃,必须坚持到底。儒家这种严格的修身要求,仍能对当下各类研习进阶起到指导、规范、激励作用。
个人想要享用这份馈赠,不妨关注浩瀚典籍中可视为经典的部分。按经史子集严加挑选,有十三经,前四史、《资治通鉴》,诸子百家,《诗经》《楚辞》《文选》及历代名作等。上述经典内容看似有限,要想全面掌握并非易事。
比如诗在西周是被配上乐调、用于各种礼仪活动的,春秋时期犹有延续,乐工一面自己创作乐歌,一面也采用现成徒歌。春秋时,合乐之诗还多用于行人外交,行人提取片段诗语,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利用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表达各种政治诉求。孔子对诗三百加以编订后,仍基于使用需求说诗,当然他还给《诗》加了“思无邪”的总断语。孟子可能看到断章取义式的说诗,缺乏稳定性,便提出不可拘泥于字句,当“以意逆志”,从全篇大意探讨作者的意图。不过孟子未能对此做出全面的示范。之后的毛氏《传》、郑玄《笺》,则有“以志(此志关联政治和教化)逆意”替代“以意逆志”的倾向。至北宋欧阳修直言“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旨在恢复《诗》吟咏性情的面目,他的《诗本义》纠正了诸篇《传》《笺》牵强附会的说法。自其发轫后,《诗》学便开出“舍《传》求经”的宋学一派。明人以阳明心学解诗颇有可观。清人治《诗经》侧重训诂和名物考证,也有折衷汉宋,自出新意的硕果。可见,每代学人都会带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不遗余力地对经典加以阐释,这是典籍日繁、文脉延绵的一大内因吧。除了学者必须皓首穷经、维系文脉外,一般人读《诗》可多关注“五四”至今的重要著述,比如程俊英的白话译本,既博采古今诸家治《诗》之长,又大胆跳出儒家的框框,以今体民歌翻译,可谓别开生面。
典籍在流传中损毁散佚在所难免。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文本,是写在竹简、木简、帛书上的,这类在纸发明前相对轻便、却不宜保存的书写材质,如今大多已湮灭。我们读到的五经、诸子百家等著作,最初也是书写于竹帛上的,这些早期经典,能不断适应书写载体的变更,历数千年传承至今,其间必然得到无数访书、抄书、校书、刻书、辑书、藏书人的佑护,典型事例便有孔子编订六经、西汉刘向父子校理秘府藏书等,而孔子、刘向、刘歆校订的成果及本人的著述,也同样得到后世同道的整理和保护。令人欣慰的是,代际之间这种无声的接力,在当下正由馆藏者、研究者、出版者形成合力,加以延续,所有的努力也将继续丰富这份馈赠。
(作者奚彤云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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