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能从江南收上税，而明末不能？

明朝末年，边军拖欠军饷有时候长达数年，可谓饥寒交迫。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按说“再穷不能穷军队”啊，毕竟国家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转，必须有军警特宪和公检法，否则鑫国也不会奉行“先军政治”的口号了。

(资料图)

明末小冰河期，北方大旱，陕西、河南等地连续几年颗粒无收，天下财富只能仰仗于富甲天下的江南。

但此时江南缙绅集团却集体抗税。

这些人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在朝廷中，有他们的人当官，可以结党营私，对朝廷征税措施百般阻挠从中作梗，而在地方他们的亲朋故旧都是大地主大商人，有钱有势，占有广大土地，经营商业，可谓日进斗金。

因为这些人朝堂之上有人当官，是他们的代言人甚至就是自己人，而在地方上，他们又是土豪劣绅大地主，有钱有人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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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都是外省人来到这里，势单力孤，根本斗不过这些人。如果地方官想要强征税款，那么他的上司就会找他喝茶聊天，甚至他的仕途就会受到影响。

长此以往，明末在江南的税收越来越少。本来一年该征收一百两银子，这些地方缙绅开始只交70两，拖欠30两。回来发展到交50两，拖欠50两，甚至到了后来只交20两。那些拖欠的银两一拖就是好几年，死活就是不交。

他们不是没钱，但有钱能少交就少交，有家无国。

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涉及到了利益，这些人可就是舍弃大家为小家了。

对他们来说，明朝亡了，不过是换了个皇帝，他们的私产仍然在，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而且江南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已经深入到了整个朝廷官僚体系之中，朝廷离开他们就没法运转。他们已经强大到连朝廷都要怕他们三分的地步了。

所以明朝灭亡很在江南收不上来税有很大关系。

明朝为了维持统治征收三饷，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平头老百姓身上，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活不下去了，只能开了城门迎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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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刚入关的时候，天下未定，各地反清复明的势力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为了拉拢江南缙绅，清廷对其实行减免税赋的政策。但等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此时天下基本上已经大局已定，反清武装已经日渐式微，再无翻盘可能。顾命大臣索尼、鳌拜等执掌朝政，开始整治江南人，从收税开始。

与明朝不同，清朝有另一套统治系统或者说倚靠力量，就是八旗。

除了科举取士，八旗子弟也可以做官，更重要的是八旗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江南人错估了形势，认为清朝代替明朝不过是换了个皇帝罢了，自己还可以用对付明朝的招数来对付清朝。

但这次他们踢到了铁板上了，甚至是屠刀上。

“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也就是说清廷故意掀起江南三大案和后来的“丁酉科场案”和“明史案”，为了打压江南缙绅地主阶级，树立威信。

我们单说“奏销案”。

所谓“奏销”就是报销的意思，大意就是每年各地都要向朝廷奏报当地钱粮征收情况，填写“奏销清册”。能否足额准时的征收当地钱粮，是考核清朝各地方官吏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清朝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当然对此事十分重视，对催促征收钱粮赋税十分紧张。

但江南缙绅地主还想靠着对付明朝朝廷的那一套欺上瞒下，拖欠税款，甚至结交官府、贿赂小吏，隐瞒田产，拖欠钱粮。甚至有人到了时间期限故意不交。

几年下来，江南地区拖欠的税款多达几十万两，各州县衙门如果向上奏销，根本过不了关。

不过江南缙绅地主打错了算盘。

清朝不是明朝。

从马上得天下，屠刀当然够快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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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五年（1658年），江南嘉定县首先爆发“奏销案”。清廷规定，欠税40%要责打20大板，如果功名就要剥夺。欠税越多，打的越多。

为了防止官商勾结，清廷规定各地方官不得徇私枉法，否则以渎职罪论处。这样一来，各地方官当然严加催收拖欠的催款。

但江南其他地方的缙绅地主对此毫不警觉，认为只是嘉定县一地这样做，轮不到自己当然毫不关心。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病死，康熙即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以皇帝的命令下令各地加紧督办催收拖欠钱粮。如果各地方官完不成任务，要么革职查问，要么降职。

有了这道严令，各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前途，纷纷对江南缙绅地主催粮催税，急先锋当属江苏巡抚朱国治。

朱国治，辽东抚顺（今属辽宁）人，汉军正黄旗。

他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溧阳县五地拖欠税款的13157名缙绅，包括2171名乡绅和11346名生员（秀才）全部抓起来，要求他们在两个月内必须将拖欠的钱粮补上，否则从重治罪，比如剥夺功名，打板子，甚至革职、充军、抄家。

见朝廷动了真格，部分缙绅吓坏了，急忙主动缴纳欠款，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生员共缴纳4.9万两白银。

但这些欠款跟缺额差的太大，朱国治认为有的缙绅地主故意拖欠，要严加惩罚。

最终清廷将被捉的所有缙绅的功名全部革除，这一下子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考去的功名没了，从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变成了平头百姓。他们的家产都被充公以冲抵拖欠的税银，甚至变成了一贫如洗的贫民。

其中拖欠税款最多的三千人被戴上枷锁关到刑部大牢，直到次年五月才被释放。等他们出狱后，家产充公，早已经无家可归了。

如果缙绅中有现任官员，一律降二级，调离重要岗位，不予重用。仕途遭遇了重大打击。

最倒霉的当属一个叫叶方蔼的人。他是探花，也就是进士及第第三名，就因为欠了一厘银子（折合一文铜钱），就被削去了功名，民间留下了“探花不值一厘钱”的笑话，真是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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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大案，清廷大胜，江南缙绅地主们大败。

清廷不仅通过催收抄家补上了长期拖欠的税银，财政得到了缓解，更重要的是压服了江南缙绅地主，此后令他们再也不敢拖欠税银，对清廷服服帖帖予取予求，拜倒在权威和屠刀之下。

直到十几年后，三藩之乱爆发，为了笼络江南人心，康熙下令允许奏销案中被革除功名的士子、降职的官绅如果能补缴银两可以恢复功名和原职。至此，江南奏销案才宣告落幕。

我们从明末和清初朝廷对江南的控制和处罚力度可以看出，明朝末年官场已经完全腐败了，国家机器涣散无力，行政命令根本无法贯彻实施，很大程度上被以东林党为首的江南士绅集团把持。他们为了本阶级的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抗税欠税，结果导致明朝财政吃紧，国家积极无法有效运转，边军没有充足的饷银抗敌，最终灭亡。

江南士绅当然怀念明朝，因为明朝时期他们可以随意拖欠税款，中饱私囊！

而清朝初建，国家机器强有力，各级官吏并没有与江南士绅勾结的利益集团，所以对处理江南士绅拖欠税款毫不手软，因此可将拖欠的税款征收上来，对那些拖欠税款的人进行严厉打击，以儆效尤。

这让我想起了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他几乎被七大寡头架空，而这七大寡头疯狂侵吞国有资产，将石油天然气矿山媒体等全部据为己有，而且不交一卢布的税，俄罗斯国库一贫如洗，人民工资和退休金常年拖欠。

到了大特务头子普京上台，建立强力部门，也就是军警特宪公检法，严厉打击寡头。寡头跑的跑、死的死，关押的关押，剩下的全部招安了。寡头们的资产重新国有化，国家又能重新收上税了，可以发工资退休金了，所以普京才能获得那么高的民意支持，当了20多年的总统。

一个国家只有国家机器强有力，才能压服一切与国家对抗的利益集团，才能保证赋税的正常征收，进而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有强大而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府对抗，那么这个国家必将危机重重，甚至会导致亡国。